日本防卫大臣推动讨论核潜艇和核政策调整，两天后，中方就日本扩军发出 警告 ，并重提日本军国主义造成的灾难，东京想放宽限制，北京要求守住边界。 高市政府推动的变化，涉及远程导弹、军费和核政策承诺，装备已经进入部队，政策讨论又接连展开，日本向前迈出的每一步，都在影响邻国对它的信任。 中方此时重提 历史罪行 ，有明确的现实指向，日本政府究竟想改变哪些限制，这些变化又会给周边国家和普通民众带来什么，为什么警告必须提前说清？ 两天内的警告 2026年 11月3日 ，小泉进次郎在东京举行的研讨会上，再次主张讨论调整无核三原则，并对引进核潜艇表达积极态度，还把相关讨论与中俄军事动向联系起来。 负责防卫事务的大臣公开推动讨论，分量自然不同，放到高市政府准备修订安保文件的背景下看，过去用于说明日本安全政策边界的承诺，正在成为重新审视的对象。 我觉得，值得关注的是讨论怎样进入决策，政府提出调整方向，争取社会接受，再把内容写进文件，周边国家面对的就可能是新的政策安排，关切自然也会提前表达。 小泉推动讨论的 无核三原则 ，关系日本长期对外作出的核政策承诺，国防部门负责人对此释放积极信号，邻国有理由追问，日本准备保留什么，又打算调整什么。 11月5日，中国外交部回应日本拟于12月修订 安保三文件 的动向，指出日方扩大军费、发展进攻力量，加速再军事化，并要求国际社会高度警惕、共同遏止。 中方还明确提到，日本军国主义给亚太和世界人民造成过深重灾难，这段历史放在此时讲，是提醒东京，讨论今天需要多少武器，也必须面对过去留下的责任。 从3日到5日，日方推动政策讨论，中方就扩军方向表明态度， 48小时 呈现的是这段相隔两天的公开交锋，回应的及时，体现在政策推进期间就把立场摆清。 警告通过公开外交渠道传向东京，分量来自内容和时机，中方没有等调整全部完成才表达反对，日方也应明白，周边国家会持续关注它正在作出的选择。 在我看来，日本希望邻国相信和平承诺，就要让承诺继续约束行动，安全需求不能成为淡化历史 责任 的理由，检验这份诚意，要从已经发生的装备变化看起。 导弹带来的账 2026年3月31日，日本宣布将一二式地对舰导弹能力提升型的陆基型号定名为 二五式导弹 ，部署到熊本县健军驻屯地，远程装备建设已经进入部队部署阶段。 2026年10月25日，二五式导弹在长崎县与佐贺县交界的大野原演习场公开展开训练，现场进行了警戒和发射准备，没有实施实弹发射，展示重点是装备展开和操作流程。 这场训练属于10月19日至29日举行的 利剑27 日美共同统合演习，规模约5.7万人，除日美外还有7国参与，日本也在更大范围的训练中推进装备运用。 装备交付之后，部队怎样训练、设备怎样维护、场地怎样保障，都需要继续投入，一件武器进入军营，意味着它开始形成 长期账单 ，采购金额只覆盖其中一部分。 2026年10月27日，日本陆上自卫队负责人确认，已经派员赴印度协调，并承认怎样保障远程导弹训练是重要课题，国内外训练环境都在考虑范围内。 这件事说明，射程扩大，训练条件也要跟着调整，装备建设会带出新的保障需求，政府愿意为新增能力投入多少钱，又准备承担多长时间，都应该向民众交代。 基地附近居民还有更直接的问题，住宅、学校和出行环境会受到什么影响，冲突风险是否增加，这些都是 居民安全 的一部分，很难靠一句加强威慑解释清楚。 我的看法是，提出部署计划的人，也有责任提前说明风险怎样控制，居民需要了解的是自己生活会发生哪些变化，充分沟通，才谈得上争取理解和支持。 2026年11月披露的五年防卫开支方案达到 70万亿至80万亿日元 ，现行计划约43万亿日元，新方案尚在讨论，经费从哪里筹集，也成为现实问题。 11月5日的报道显示，日本财务部门反对通过新增国债支持防卫开支增加，军费规划向前推进，资金来源尚未确定，扩军的财政压力已经摆到了决策者面前。 说白了，军费关系纳税人，也关系公共资源怎样分配，政治人物需要说明投入能解决什么问题、留下多少长期负担，核潜艇讨论还会带来另一层政策责任。 核政策的边界 核动力 用于提供推进能源，潜艇是否携带核武器属于另一项装备和政策安排，日本讨论引进核潜艇，眼下涉及的是动力选择及相关能力建设，核武器政策需要单独审视。 小泉的积极态度值得警惕，在于项目若向前推进，军事用途核技术、人员训练、保障设施和 核材料管理 都会进入议程，技术选择也会带来新的监督责任。 民用核电基础与军用舰艇体系之间，还隔着专门的设计、工程和管理要求，政府讨论引进相关装备，就应解释技术如何运用、监督怎样落实，不能只介绍能力上的好处。 更直接涉及既有承诺的，是不拥有、不制造、不运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， 1967年 由佐藤荣作在国会提出，1971年相关内容写入众议院决议。 这份承诺长期构成日本对外说明和平立场的重要依据，它能否继